“严译八大名著”奠定了严复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至尊地位。“天演”进化观为几代热血革新者提供了“批判的武器”，“名学”的引进、介绍为他之后的学人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。然而，由于他在戊戍之后思想趋向保守、稳健，他的那两句名言“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，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”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为人淡忘。
“黜伪崇真”、“屈私为公”语出严复1895年所作《论世变之亟》一文，这是他对中西弱强贫富原因的总结。两者可以看作20年后新文化运动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的先声，不过，新文化运动恰恰又是冲着有严复挂名的专制复辟思潮而来的。
于“崇真”而言，严复指的是近代西方理、数、术等格致学科的实验方法，“即物实测，严于印证”，这一点他受培根的影响较大。他要“黜”的“伪”是“师心就用”、“强物就我”的“锢智慧”、“坏人心”、“滋游手”的宋明理学。
新文化运动倡言“科学”，反对迷信与灵学。起初，“科学”的含义与严复所言基本相似，但后来“科学万能论”出现，有些人将“科学当成宗教来顶礼膜拜，随着欧洲大战的结束，物质运动“必然法则”破产，中国人提出了“人生观”问题，由此引发了“科玄”论战；终而形成现代三大哲学思潮：新儒学、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。到了“武器批判”的时代，“科学”开始与意识形态联姻，生出了许多“公理”和“真理”，这大概是严复始料不及的。
更让严复不敢想象的是：“崇真”提出60年之后，在“向大自然进军”的路途中，“科学”向政治威权屈就，“科学家”用大量的数据和理论论证幻想、神话的“科学性”，而苍头百姓在对威权和科学的崇拜面前所创造出的一个个“人间奇迹”足令今日的Clone专家们跌破眼镜。
就“为公”而论，严复指的是近代政体（主要是英式君宪体制）下，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，他要“屈”的“私”是专制君主权力之“私”。比起他的前代和同代的许多人，严复的高明之处在于：认为“为公”或“民主”的成立前提是“自由”，“人人各得自由”，“侵人自由者，斯为逆天理、贼人道”。自由为“体”，民主为“用”，不过三年之后，康梁亡命他乡异国，“六君子”血溅菜市口，这些使严复“成熟”起来，在翻译穆勒、孟德斯鸠作品时，他小心翼翼地在“国群自由”和“小己自由”之间寻找“中庸之道”，“小己自由”被悄悄地搁在一边。奇怪的是梁启超、孙中山，甚至高喊“人权”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，与严复经历了同样的的思维历程。
中国传统意义上的“民主”大致有两层意思：“君轻民贵”的“民本”思想和“为民作主”的清官主义。当西方近代民主理念传到中国后，三者合起来衍生出“代民作主”的新式“圣贤政治”，并成为“民主”有限论和渐进性的理论补充。这里面大概是忽视了“小己自由”问题。
“黜伪崇真”与“屈私为公”有无必然联系？严复将两者并而论之，自然有其道理。西人将思想、言论自由视为政治自由的前提，所以严复说：“彼行之而常通，吾行之而常病者，则自由不自由异耳。”严复将学术的“崇真”和刑政的“为公”建立在“小己自由”基础之上，彼两者互为条件。
20世纪的世界并未因为前半期的两场战斗而使“崇真”香火绝断，相反地，一当人类的智慧用到恰当之处，科技的发展便给他们带来无限的福祉。而且，“崇真”与“为公”一经有效的结果，社会管理的规范化、程序化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开辟了新的天地，当然这一切都以权力主体的个体自主意识、自由权利为基础。
本世纪80年代开始，“学术崇真”、“刑政为公”在中国开始真正变为现实。“科教兴国”、“依法治国”今日成为基本国策，但是要真正实行起来，全赖于权力主体——大众的认同，而大众的认同又以他们的“小己自由”为基本环境。
当国人快要离开眼前的百年，展望下个世纪，回眸这个世界和自己民族这100年所经历的沧桑时，是不是能抽点时间思考一下“崇真”与“为公”的真味？这兴许与“小己”和“国群”都有点益。
